新高考不再分文理科，科目选择“3+3”，中国各地高中或将大范围采取“走班”上课。首批试点地上海、浙江目前已出现教室和师资配套难题，这一改革措施日后在财力不足地区如何落地引发担忧。

正在逐步扩大的新高考改革试验，将带给中国的高中和教育治理更多挑战。

“（上海高中）师生比至少要达到1：8，校长手里配制的师资要比原来增加30%以上，才能满足新高考的要求。”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教育综合改革项目组组长刘文杰和他的课题组经过研究和测算，得出这个结论。

在26日举行的一场名为“高考改革实践与展望”的研讨会上，刘文杰介绍了“新高考”带给首批试点地上海的挑战。据其观察，新高考要继续推进，上海高中目前的硬件和软件资源亟待提升。

2014年，以上海和浙江领衔，中国启动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根据目前各省市公布的高考改革方案，不再分文理科已成为主要方向，高中生以“3+3”方式选择学习科目——高考必考语数外3门科目，再从物理、政治等科目中选考3门。

具体到上海，考生可从政史地、物化生共6门选考科目中，选择3门，共有20种组合。在浙江， 除政史地、物化生之外，还可选择技术作为选考科目，是为“7选3”，共35种组合。

为配套学生的选课需求，中国高中教学也从传统的固定班级方式转向“走班”上课。走班制为教师及授课教室固定，学生可根据自身兴趣及能力选择适合的班级听课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模糊了班级和年级限制，班级可根据授课类型不同分成大班和小班。此前，北京的北大附中和北京十一学校初中部因采用此法上课，被视为教育改革试验。在天津、沈阳等地也有试点，但多适用于体育、美术、音乐等课程。

随着新高考推进，这一国人并不熟悉的教学方式逐渐落地。目前上海、浙江已表现出资源不能配套的困境。

“我们感觉手里老师不够，班越来越小，组越来越细，老师的数量要求越来越多。”刘文杰在上述会议上透露，目前浦东区高中的师生比为一个老师配9.65个学生，与其测算的数据存在差距。

上海市曹杨二中校长王洋也透露，该校师生比为1：12，刚启动改革时，教室的缺口为三分之一，“但经过改建，明年就不缺了”。

刘文杰同样发现高中教学普遍存在的教室缺口问题，为了开足学生所选的科目，多有学校采取使用教师办公室、实验室做教室，或者将一间大教室切分为两个的做法。

刘文杰建议，未来应提升高中的建设标准，新高考的“走班”教学要求更多教室，“但现在高中的建设标准和配置标准非常低”。他认为，未来新建高中应按照更高标准建设，“这样才能从长远解决新高考的需求”。

新高考带来的资源配套问题不止出现在上海。一位浙江杭州某优质高中教师财新记者，试点新高考后，该校文科、技术、生物老师都呈现短缺情况，“我们一年就多招了五个地理老师”，而据其所知，有普通高中因不能满足学生选课需求而限定学生的选课组合，最极端的是限定学生只能选择“物化生”或“史地政”组合。

新高考产生的教育治理问题同样迫切。刘文杰表示，高中校长手里应该有更大招聘教师和支配绩效工资的权利，“今年学生选物理选的少，明年可能多”“学生选择不同，有老师要付出额外的工作量”。

“共享老师”或可作为一种尝试。刘文杰提出建议，应对新高考，未来临近的学校可尝试建立共享机制，以应对每一年学生对科目教师的需求变化，“你缺物理老师，我就给你”。建立高中老师的“蓄水池”也是一种思路，此举或可实现师资在区域内的统筹调配，“应该有一个多于现在编制20%的标准，比如现在浦东新区有4万多名老师，我们认为应该有4万6千名”。

刘文杰还呼吁，教育局未来应赋予高中校长更多支配绩效工资的权利，让新高考后在学校承担工作量大的老师，可以“优劳优酬”。

为应对新高考，地方政府或将对高中学校进行合并洗牌以重新配置资源。刘文杰告诉财新记者，未来规模小、走班也走不起来的高中或面临这种命运，“或者把完全中学的高中部去掉办纯初中”。

2017年，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四地作为第二批试点地，启动新高考改革。北京某高中教师告诉财新记者，该校在即将开始的新学年将迎来不小挑战，因为要实行走班，“排课表既要考虑选课又要保证每节课都不能空着，很难”。

目前，包括河北石家庄在内的多地已先行在一些高中试点“走班”。已有声音指出，此法加剧了高中的教学管理成本，也有学校将走班制发展成变相重点班。

根据各省公布的高考改革时间表，湖南等19省市将在2018年启动“新高考”，2019年，广西等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五省也将加入。这意味着，在未来两年，将有更多中国的高中面临资源配套的挑战。

国家督学、教育部基础教育监测中心副主任胡平平在上述会议上提出进一步的担忧：财力贫乏地区的高中未来如何解决新高考所需的师资、场地等问题？

此前，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此前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介绍，按照原来的时间表，全国所有省份在2017年应该全部启动试点改革，也就是在2020年全面铺开，“但是由于高考改革的复杂性，现在已经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