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2018年11月22日《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改革总时间表或将整体延迟，各省份尤其是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地区，对待新高考改革态度更为审慎。

邹涵所在的学校师生比是1∶13，沈月所在的学校略高一些，能达到1∶10。但根据浙沪经验，师生比要达到1∶8才能勉强满足改革条件。

杨明发现，上海大多数学生在一年两次英语考试中，都会选择考两次。原因是，每次等级优劣都是根据总人数来排名划分，“不仅要确保自己足够优秀，还要‘占位’，不能让别人也‘优秀’”。

身为安徽一所重点高中教导主任的邹涵，是从《安徽日报》上获知安徽省2018年暂不启动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个消息的。他清楚记得，自己当时大大“松了一口气”。

2018年9月11日，安徽省教育厅称，经过对高考综合改革进行了风险评估，经统筹考虑、审慎研判后，仅在系统内对口进行部署。

这本应是新高考改革第三批试点省市启动的时间节点。但这一时间节点过去两个多月后，18个试点省份中仍有超过一半至今未宣布相关方案。河南、四川、山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江西、贵州、西藏等9个省份，既未明确“官宣”暂缓改革，也迟迟不见“改革动作”，被外界解读为推迟改革试点。

作为通向国内大学的唯一渠道，高考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2018年是新高考改革试行的第4年。按原定计划，加上第一批2个省（上海、浙江）及第二批4个省（北京、天津、海南、山东），到2019年高考，全国将共有24个省启动新高考，不再实行文理分科，考试科目变为“3+3（即‘6选3’）”。

但截至目前，第三批中只有江苏、福建、辽宁、广东、湖南、湖北、河北、重庆8个省市宣布并于2018年秋季学期按时启动新高考改革。

试点省份缘何由18个锐减至8个？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四年过去，试点省份出现不同困惑。调整师生比、增加教室、重建管理体系……面对新高考，试点省份的高中往往疲于应付诸多问题。而选课当中出现意外的偏科、“物理遇冷”等情况，经历2017年“新高考元年”后，高中遇到的问题传导至高校端，体现为老师发现新生物理水平普遍下降。

四年试点遇到的一系列情况导致改革总时间表或将整体延迟，各省份尤其是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地区，对待新高考改革态度更为审慎。

“有些地方评估发现自身资源跟不上（改革）节奏。”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南方周末评价。

“看着浙沪一路走来，边看边反思”

两年前的暑假，安徽省的高中老师们先后拿到了安徽省政府印发的《安徽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方案中确定2018年启动实施新高考改革。

用邹涵的话来说，从那时起，他所在的学校就开始“紧锣密鼓”地为落实新高考改革作评估和筹备。

2014年9月4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新高考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要求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改革考试形式和内容以及招生录取机制等，以上海市、浙江省为改革试点从秋季开始执行新方案。

从地理位置上看，安徽距离2014年率先试点的上海、浙江最近。这也给邹涵和他的同行们学习沪浙经验提供了便利。接下来两年，邹涵所在的学校先后多次组织不同层级不同学科的老师前往上海、浙江考察新高考改革试点情况。

“我们是看着他们一路走来，边看边反思，”邹涵说，“自觉还难以达到改革的条件。”

上海新高考实行“3（语数外）+6（物化生政史地）选3”科目组合，浙江则在“6”的基础上另加一门技术科，为“7选3”做法。“3+6选3”有20种科目组合，“3+7选3”则有35种，邹涵等一线老师都认可高考改革的方向性正确——诸多组合扩大了学生的学科选择权、考试选择权、课程选择权。

然而，在实际的改革落地中，如果允许学生自主选择的话，学校就必须根据学生的选科提供足量的课程供“走班”。邹涵举了个例子，假设一个年级有120人选历史，就得至少开出3个历史班，否则不能满足学生。但实际情况是，即使在重点高中，学校目前的师资力量也远难承担这样的办学模式。

“重新配备整个学校的师资力量，难度太大。”邹涵认为，这是新高考“改不动”的“第一难”。

邹涵所在的重点高中以理科见长，每年高考，理科生的一本上线率要比文科生高。目前学校的理科学生占比更高达80%以上，文理科行政班级比例分配则是1：4。这意味着，学校里教理科课程的老师远远多于教文科的老师。

一旦让学生自主选科，学校最担心的正是文科老师不足，没法开出足够的班级满足需求。而众所周知，每所高中尤其公办高中的教师编制都有着严格的限定。

“每年从省到市再到县，最后具体到每个学校能分到的编制可能只有几个。”浙江某县教育局局长曾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有无编制与教师薪资水平、福利直接挂钩。因此，地方上常常出现编制越少越难留住老师，师资越薄弱办学越艰难的恶性循环。

尽管不像公办学校那样严格受限于编制，但民办学校也有同样的师资焦虑。

不久前，成都某校副校长沈月刚参与了2019年招聘新老师的会议。眼看着“隔壁家”重庆已经启动改革，沈月判断四川“早晚也要动”。但由于省教育厅迟迟没有发文宣布启动改革，学校的招聘方案只得遵循旧例，未将为走班增加师资力量的因素考虑在内。

沈月担心的是，如果到了明年5、6月突然宣布启动改革，学校师资储备又不足怎么办？“我们预测不了这个数量（因走班增加的老师），其中的风险是我们必须承担的。”

邹涵所在的学校目前师生比是1∶13，沈月所在的学校师生比略高一些，能达到1∶10。但根据浙沪经验，师生比要更高才能满足改革条件。上海一所高中的老师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学校原来的师生比是1∶10，改革后达到1∶8，勉强满足改革条件。

“我们学校还是一所民办学校，招聘教师受编制的影响没那么大。”这名老师说。

师资力量很大程度上仰仗地区经济实力，上海的中学还只能勉强满足改革条件，到了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乡县，情况只会更加艰难。

让情况更加复杂的是，多名高中校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大多数高中几乎每年都在扩招学生，增添多少师资力量原本基本根据扩招需求来定，一旦叠加走班选课，招聘计划就更难确定了。

届时，需要多少老师，完全看学生怎么选。“谁也不能保证明年学生‘口味’和今年一样。如果今年学生偏理，我理科老师多，明年偏文怎么办？难道要解雇老师？”一名不愿具名的高中校长对南方周末记者描述了这种“尴尬”，“况且，学校也不能等学生选完课再去招老师。”

劝学生换一个课选

师资不足直接影响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校长们普遍担忧，实习选课走班后，流动的老师怎么管理流动的学生？

以前五六十名学生一个行政班，班主任很了解学生情况。打破行政班，也意味着打破“班主任责任制”，一些校长很担心“管不住”。

除了软件，选课走班对学校管理的硬件资源要求也让不少校长皱眉。宜宾一名高中校长给南方周末记者算了个数，他的学校目前一个年级有近千人，总共65间教室，包括常规教室和实验室等场地。一个行政班五六十名学生。如果开始选课走班，光是教室需求就会成倍增加，他至少得为此“再盖栋楼”。

事实上，有的学校比如邹涵所在的高中已经盖了一栋新楼。邹涵说校领导庆幸这栋楼“刚好能派上用场”。

比钱到位更关键的还得有技术。二三十种选课组合如何排课，一度成为试点省份高中校长面临的“头号难题”。

“怎么排都有学生上不了课！”刘亚是河南省一所普通高中校长。他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该校曾经模拟过选课排课表。不是老师的时间不够排，就是学生选修课程时间会冲突，让他很是头疼。

现在，上海大部分高中都将课表交给专业公司来排，应用的是复旦大学开发的一个系统。输入一个要选择的课程组合，系统会自动生成一张课表。

但当沈月看到上海卢湾高中的排课表时，还是“有点吓到了”。沈月刚从上海学习高考改革经验归来，她了解到，卢湾高中一个年级200人，整个学校也就六百余人。这所位于浦西的学校，人数相对上海大部分高中而言已经较少。但课表密密麻麻，让沈月看了都觉得很复杂。

考察一圈下来，沈月自觉四川很大，各地教学资源本就参差不齐。就学校的教学资源而言，各个学校必须量体裁衣，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来做选课的方案。

“实力雄厚的学校可以选择大走班，每个学生一张课表。实力较弱的学校可以选择提供套餐组合，满足大部分学生的选课需求。”沈月说。作为校长，她的一个判断是，成都的学校至少都能提供选课套餐，但要做到一个学生一张课表，估计很少有学校可以满足。

从浙江和上海的高考改革历程来看，由于师资、场地不足，选课走班变为“套餐制”已经成为不少高中的“首选”。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也认为，这是未来新高考改革具体落实的一种趋势。学校规模越小排课难度越小，越大的学校学生越多，越难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去餐厅吃饭，表面上看是你点啥菜厨师做啥；反过来想想，餐厅菜单上有什么菜，你才能点什么。”邹涵说。他也刚从上海、浙江考察了一圈回来，他发现文理科偏向较强的高中选课走班相对应朝文科或理科方向侧重就行，但一些偏向不强的“中间学校”，必须得把课的组合“开齐全”了。

杨明所在的高中就属于上海的一所“中间学校”，实行“套餐制”选课走班。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坦承：“有时学校实在开不了那么多课，我就得找学生做思想工作，让学生换一个选。”

改革试点几年下来，杨明还发现上海的一个“怪象”。大多数学生在一年两次英语考试中，都会选择考两次。即使春考成绩已经是最好的等级，还是不愿错过秋考。原因是，每次等级优劣都是根据参考总人数来排名划分。

“学生不仅要确保自己足够优秀，还要‘占位’，不能让别人也‘优秀’。”杨明苦笑道。

“箭在弦上”，不得不改

到上海、浙江考察学习高考改革经验，已经成为安徽、四川、河南、贵州等“预备大军”每年例牌的高中校际交流活动。“预备大军”还会主动邀请浙沪高考改革研究专家到当地给校长们进行培训。

2018年8月6日到10日，成都某外语学校副校长孙一行就参加了四川省教育厅在金牛宾馆主办的“校长培训”。

孙一行回忆，8月7日那天，在校长培训上，四川省教育厅相关人士明确传达新高考改革即将启动的信号。即便原定的2018年启动“可以有变”，但改革已经“箭在弦上”。

虽然目前四川尚未宣布启动改革，但在孙一行看来，这次培训是在给四川的高中校长“敲一记警钟”。因为2020年是各省进入新高考改革的最后时间节点，“如果条件成熟我们当然就开始了”。

次日，8月8日，孙一行还听了上海市首批名师名校长人选郑荣玉作《新高考背景下高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主题报告。郑荣玉谈了上海改革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国家副总督学、原教育部基教司司长王文湛则作了高考改革的政策背景解读。

然而，无论学习还是考察，“预备大军”往往“越看越发怵”。在刘亚看来，浙沪的教育资源已经领先全国，但推进新高考改革仍然遇到资源协调的种种难题。“换做我们（河南），本身就是高考大省，僧多粥少，哪有充分的资源应对？”刘亚说。

第三批试点省份中另一备受关注的有江苏省。

2018年6月15日，江苏省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江苏高中招生、高考改革以及高考命题等事项。会上，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直指江苏高考改革十年遇到的问题和阻碍，相关讲话一度在网上广为流传。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教育局局长陆建国曾就高考相关问题发表多篇文章，其中一篇写道：

中国国情复杂，各个省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这是启动所有改革都应统筹考量的一个基本现实，在相当一部分地区不具备与改革相匹配的物质条件时，贸然一刀切，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具体到此轮新高考改革，显而易见，浙江方案中的“7选3”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不仅造成了物理学科选修学生数的大幅降低，而且，与之对应并普遍推行的选课走班制度，更带来了师资力量的不匹配，以及教室和专用室的严重短缺问题，很多学校在落实过程中，可以说是勉力为之，乃至变形走样。浙江作为东部发达省份，尚且勉为其难，如果把这一方案推广到全国，笔者认为，对于大部分省市而言，这将是高中学校不能承受之重。

陆建国是为数不多明确发声支持应试教育的教育体制内人士，不过，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他时，他表示“要多做事少说话”，拒绝再就此发言。

尽管不少一线高中教师对新高考改革方案的落实细节存疑，但他们同时也表达了对改革方向的认可。最关键是，大家都知道方案本身不会再“大改”，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改革文件下来之前想好对策。

“国务院2014年就颁布了高考改革总体方案，并不会有大的调整，暂缓只是要评估各地是否具备改革的条件。”熊丙奇判断。这种评估，即根据“3+3”科目改革对高中办学的师资、课程、场地、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等要求评估改革的条件，在改革准备更充分时启动改革，避免改革方案在落实时大打折扣。

至于已经“官宣”的第三批试点省份，则在抓紧筹备推进改革落地。广东省教育厅称，早在实施“3+X”高考科目改革方案时，广东就曾在“分科教学”“选课走班”等教育教学方式上进行过有益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

继2018年9月21日“官宣”后，广东省教育厅10月8日发布了《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普通高中课程教材实施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各地要积极探索适应选课走班需要的教学组织管理制度，指导学校从2018级学生开始有序推进选课走班，加快建立完善选课走班和学生发展指导制度”。广东省教育厅还表示，将出台有关文件，指导各地开展选课走班。

还有的高中为了减少学生选课的迷茫，计划和大学“联手”，帮助学生做生涯规划。

邹涵就已经对接了一批高校。一旦要开始选课走班，他打算先请高校的教授来给学生讲解选课与今后专业选择的相互影响，以供学生思考确定选课与未来发展方向。

“现在考大学填志愿很多都是听班主任和家长的，”邹涵说，“二三十种组合，一个没满18岁的高中生怎么选？”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邹涵、杨明、刘亚、沈月、孙一行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