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高校入学人数的大规模扩招，目前大学生就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受到国内经济环境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大学生的工作能力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很多毕业生无法匹配用人单位的要求。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显示，美国81%的工程专业学生一毕业即可胜任工作，印度有25%的毕业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中国的这一比例仅10%。推而广之，其它专业的毕业生可能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这一数据非常值得思考，也为我国的人才培养目标提供了新的方向。就我国现有的体制而言，高考在整个教育体系甚至在促进整个社会的人才、阶层流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高考改革不仅对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同时对国家人才培养也具有顶层设计的意义。反思近30年来的高考改革历程，高考虽是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但其弊端也愈发明显，亟需改革。这次高考制度的改革，进一步释放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让高校成为真正的办学主体，从而促使高校在选取人才时候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因此高考制度的改革必将带动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

    另外，随着教育部“双一流”大学建设的启动，高等教育的评价体系也发生了变化，高校的分类发展将会逐步落实。对于人才培养，不同高等院校有着不同的目标导向，研究型大学会突出对学生的学术性要求，应用型高校会突出对学生的知识性要求，高职院校会突出对学生的实践性要求。同时，某些院校的优势学科也会吸收到适合本专业的优秀学生，充分实现优势学科资源和优秀生源的对接。

    对于高等院校来说，应该协同高考改革，积极改变人才培养和选拔标准。一方面是人才的输入端迎来了利好，高考改革为高校提供了自主选取人才的机会；另外一面，输出端主动权完全在于高校，对于学生进行什么样的培养更多的应该由高校决定。我们看到高考制度改革将有利于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给学生提供“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机会和可能。其次，将有利于教育模式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创新教育转变。第三，将有利于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和精神压力，从而使学生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和终身化发展。在这种有利环境下，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明确了我国不同的人才需求，学术型、应用型、实践型等不同种类的人才都应该得到恰如其分的培养。所以招生考试改革固然十分必要，但由此引发的人才培养改革才是关键所在。

    通过观察世界教育发达国家，无论是美国、芬兰、以色列，还是以制造业闻名的德国、日本，他们共同的特性，就是将“宽进严出”真正落到实处。根据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研究报告，美国四年制本科院校，仅有56%的大学生能够在4年之内完成本科课程而毕业；而在中国，很少有毕业率低于95%的高等院校。因此，在我国已经逐步进入大学“宽进宽出”的阶段，如果没有人才培养质量激烈竞争的基础，很多问题依然无法得到解决。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必须从过去的重选拔转变为重培养。如果培养质量的问题不解决，无论怎样的高考改革设计，到头来都难逃“失败”的指责。教育部的高考改革，不仅仅是为了改革而改革，更多的是考虑到将招生考试改革与人才培养改革协同推进，因此高校需要配合教育部高考改革，加强多元化的人才培养。

　　但是，目前我国的一流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在学校类型、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人才质量要求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课程体系、考核标准、学制、学分等方面的要求更不相同，很难实现不同阶梯人才需求的对接。如果要实行转换，就必须实行全国高校范围内通用的质量标准，而这样做又有着明显的弊端。因为高等院校的差别应当得到保持，如果没有差别，就无法适应社会发展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才的需要，高等教育的同质化与高考改革的初衷也有所背离。比较积极的信号是，目前在很多高校已经实行了学分互认制度，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和拓展学生视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这种互认是在同等层次的高校间进行的。所以，为了能够使用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需求，高校相应的制度设计必须配套起来，能够实现多层级高校之间的互通有无。观察当前高校的发展情况，不少高校在一味的增加专业，通过谋求大而全争取更多的利益。随着教育部分类办学的开展，一些小而美的高校没有必要盲目进行专业扩张，增设一些与学校办学方向不匹配的专业。例如以经管类为主的院校，应该积极吸纳优秀的具有学习经管类专业意向的考生，一方面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也不会出现对考生的不负责，让更好的人才在更匹配的环境中得到培养。

    无论是招生制度改革，还是高校分类办学、高考模式改革等，其目的指向都是很清楚的，旨在明确我国的人才培养目标，具体说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更加以人为本，符合人才成长规律，让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第二个层次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合格的劳动者与建设者；第三个层次是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成为高素质人才，让我们的高校也可以培养出优秀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