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201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至今已连续发布了5年。《报告》显示，近年来高职学生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月收入连续5年增长，专业相关度稳中有升，就业满意度连续5年呈上升趋势。

  然而，《报告》不回避问题，直指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在发布会上，不少专家和高职院校校长对于高职教育的未来发展谈到了自己的忧虑。

  从当前看，高职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什么、怎么改，成为高职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

    高职良好发展前景却躲不开体制瓶颈

 在今年的《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系列数据就是高职毕业生的就业质量连年提升。通过对月收入、专业相关度、就业满意度、月收入增长、职位晋升、工作稳定性等方面的综合测评可以看出，高职学生的发展潜力在这几年逐步提升。

《报告》显示，高职学生毕业3年后的月收入明显增长，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以2012届为例，高职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为2731元，毕业3年后为5020元，增幅为83.8%，增速明显高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的平均水平。

 近5年，高职毕业生就业的专业相关度稳中有升，2015届高等职业院校理工农医类专业毕业生中，有65%所从事的工作与专业相关。高职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连续5年呈上升趋势，2015届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已达到61%，相比5年前上升了17%。

高职教育作出的成绩远不止如此，《报告》显示，高职院校已成为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径。2011～2015届高职学校毕业生中，家庭背景为“农民与农民工”所占比例已达53%。如今，高职院校已成为平民升级的重要阶梯。

 然而，在《报告》中，人们也看到了高职教育发展的种种问题。

 虽然31个省（市、区）都出台了高职生均拨款政策，但是政策落地还有很大差距。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高职研究中心主任马树超对此表示：“我们用259所地级市政府举办的高职院校数据表明，2015年有73所生均财政拨款水平低于6000元，占25%，离教育部要求的2017年高职生均拨款达到1.2万元难度还很大。有20多所甚至还低于3000元，涉及主办方主要有河北张家口、山西运城，等等，《报告》中罗列了一些地级市的名单，希望引起这些地方的高度重视。”

 此外，马树超强调，教育部提出学生企业实习财政专项补贴政策的落实，困难重重。2015年除了生均企业实习责任补贴落实的地区超过30%，生均企业实习财政经费补贴，兼职老师财政补贴等没有落实的地区占80%左右。地方政府在保障高职院校发展的人员编制落实上改革滞后，政策难以落地，地级市举办的高职院校中，1/3的院校编制不足，严重影响教师队伍建设。

马树超表示，“现在经常说31个省（市、区）都出台了高职生均拨款标准，似乎都已经很圆满，但是这个标准仅适用于本省本级公办高职院校，把民办高职或非教育部门举办的高职拒之门外，是不合理的。”

    有制度保障才能有“工匠精神”传承

在我国大力倡导“工匠精神”的背景下，人们渐渐了解并尊重技能人才的劳动成果和社会价值。然而，高职毕业生的未来发展也在经受一些考验。

根据《报告》，在工作稳定性上，高职毕业生多届保持平稳，毕业3年内平均雇主为2.5个。但与本科毕业生相比，高职毕业生毕业3年内平均雇主数略多。

此外，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高职毕业生毕业3年内有过职位晋升的比例为59%。但与2011年的62%相比，比例有所下降。高职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正面临我国经济持续探底形势下的新挑战，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刻不容缓。

发布会上，众多高职校长提到，面对良好的未来规划和难以冲破的现实障碍，如何进行高职教育体制改革，成为高职教育发展的首要问题，也是真正把“工匠精神”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

束缚高职教育发展的第一道坎就是学历问题。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张亚军表示，从高职教育管理者角度来看，高职院校在坚持办学方向上没有动摇，但目前面临一些困惑、一些诱惑。“所谓的诱惑就是跟本科之间的比较，比如说资金投入问题，学生就业门槛问题，特别是许多国有企业将本科学历作为进人基本门槛，国家公务员招考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才有资格，甚至企事业单位评聘将学历作为筛选条件之一，等等。这都对高职教育发展不利”。

 “前两年，一些道路桥梁领域的国企、央企来学校招人时，提出要本科以上学历，合作比较好的企业会在括号中注明我们学校除外，但是这个括号能打几年，不好说。”张亚军表示，“在企业调研时，都说我们学校的学生素质好，但企业与我们说，能不能也叫他拿个本科文凭呢，这样的情况，到底怎样才能解决呢？”

张亚军认为，培养“工匠精神”，只提精神不够，还要有工匠制度，“没有制度作保障，精神能走多远不好说”。因此，他希望能够消除本科学历在制度层面的差异，包括资金投入、地位、门槛、发展瓶颈，等等。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孟源北也认为，培养一个大国工匠，或者培养一个社会认可的行业大师，首先学校有责任。“产业结构肯定需要这样的人才，我们也有这个水平培养出人才，关键在于制度设计。应使制度设计、制度保障为大国工匠精神服务”。

    高职改革，动的是利益格局

 如今，高职教育改革并不是一个新词，然而，怎么改、改什么则成为所有高职教育从业者亟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马树超认为，高职教育改革说到底是制度改革。当今，教育与经济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一方面高技能人才短缺；另一方面毕业生过剩。“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一定是体制机制的问题，这就是现在为什么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马树超表示，高职教育“改的是机制，动的是利益格局”。那么这个需要改革的制度是什么，他认为，“就是我们对于一线劳动者应有的地位和待遇没有体现。”

对此，孟源北表示，社会亟须完善的职业资格框架制度。“在欧盟国家，有非常明确的职业资格框架。欧盟职业资格六级相当于我国的学士学位，收入非常高。这个制度框架是能力的认可，更是收入的保障，是社会地位衡量的标准。中国缺少的就是这个制度保障，而这是学校培养人才的基础”。

此外，马树超认为，高考制度改革也离不开政府的责任。《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政策环境逐步优化，高职管理开始注重政策的继承和创新，高职分类考试招生政策平稳推进，但制定政策不易，落实政策更难。因此，期待各级政府提高依法行政能力，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升高职院校办学自主权。

《报告》提出了高职教育未来发展将面临的其他挑战及应对办法。其中包括推进产教融合，应对办学理念的挑战。曾经有企业管理者尖锐地指出职业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真正能适应企业人才需求的并不多。因此，高职院校应注重人才培养过程与生产实践的衔接。

《报告》指出，应推进质量“升级”，以应对“升本”诱惑的挑战。应用本科转型和个别高职院校升本，极大刺激了高职院校的“升本”热情，如何把握服务发展，促进职业办学方向，优化专业结构等，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

另外，《报告》指出，应强化督导评估，以应对地方财政投入挑战。马树超表示，“国家和地方都对高职院校社会贡献有很高的期待，我们期望国家强化督导评估，督促省地两级政府有效提高高职院校生均就业拨款水平，重点解决地市级所属高校经费不足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