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是一项既符合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也契合我国高等教育变革的重大战略决策。

我们知道，现代高等教育肇始于欧洲中世纪的意大利，博罗尼亚大学甚至享有“欧洲大学之母”的美誉。此后数百年间，经历了宗教教育称尊（中世纪欧洲诸国），人文教育、博雅教育盛行（英国为主），到“研究重镇”（德国为主），再到人才培养、前沿研究与服务社会的有机统一（如美国）。可以说，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随着时代脉动而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也意味着超强的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

现代德国大学的“双元制”模式是在吸收欧洲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经济社会特点而创造的新机制，正是这一符合德国也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大趋势的变革，不但使德国高等教育后来居上，而且成为北美、亚洲等国争相效仿的榜样。尤其是《莫雷尔法案》实施后，美国众多“赠地大学”大多以德国大学为模式而设计。

 考虑到美国各州工农业发展对技术、人才的极度渴求，于是，以威斯康星大学为代表的诸多州立大学既研究高深学问，又注重应用技术和职业教育，主动服务本州。它们与早前的农工学院一起构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和应用技术大学的群体样本。当然，在这种新型大学刚刚落地，根基尚不牢固时，受到了某些保守人士的非议和指责，他们将威斯康星这类大学贬低为“放牛娃大学”。然而，这些新生事物没有被保守势力所绞杀，它们克服声望不高、经费困乏、生源短缺、师资不足等重重困难，逐步被世人认可。在它们的带动下，美国的中等职业教育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为后来美国的制造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工人。历经一百余年，当初许多饱受白眼的大学已经成为美国乃至世界顶尖名校。美国也因此超越其他欧洲老大哥，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

所以，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只有在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努力，高等教育才能登堂入室，傲立于世界之林。

在亚洲，当德国高等教育通过变革，形成“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后，日本认真吸收其主要经验。近代日本的大学模式源自德国，它既充分吸纳了洪堡的办学思想，也吸收了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职业教育思想，从而使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便完成了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有机融合的重大革新，大大推动了日本整体教育水平。尤其是职业教育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吸引力等诸多因素，不但超过了欧洲许多老牌职业教育大国，甚至可与世界第一职业教育强国——德国媲美。

 我国的现代大学理念同样算是西学东渐。以北京大学为代表、为数不多的大学基本上源于洪堡理念。彼时，无论是国立还是私立大学，都是英才汇聚，造就了中国大学的辉煌岁月。即使是烽火弥漫的抗战时期，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西迁大学并没有降格以求。但是，对于德国独树一帜的“双元制”，当时的高等教育界并未足够重视。

 切中肯綮地说，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发端与日本同步，它最早始于1866年清朝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后由船政大臣沈葆祯主持）的马尾船政学堂。当代著名教育学家顾明远先生在论述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时，曾精辟地指出：“其发端比普通教育还早，但步履之艰难，远甚于普通教育”。

 由于长期形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影响，也因为近代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国力积弱，导致职业教育自创立之日起，便处于低等、末流的地位。即使以黄炎培先生为代表、来自社会各界名流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加上在中国具有重大影响的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来华推动职业教育，但效果甚微。职业教育更多的是被学者冠以“饭桶教育”“作孽教育”甚至“奴隶教育”的鄙号。有影响的学者如此贬低，民间更是敬而远之，生怕子女们误入职业教育的“歧途”。

与职业教育相关的职业，无论是自由职业还是“铁饭碗”，在待遇、声望等全面处于下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这种长期厚薄高下之分虽然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众多大学不满足于农、林、矿、工、油等学科专业优势，转而盲目追求“高大全”，向北大、清华看齐的热潮下，职业教育再次被边缘化。

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反复证明：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在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任何轻视、逸脱职业教育的高等教育都注定是跛足的、残缺不全的。相反，包括美、德在内的高等教育强国，无一不是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齐头并进、彼此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既顺应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也完全符合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

现代职业教育的高度最终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水平和质量的测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