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还要改？”在上海市启动教育综合改革之前，甚至之后，这样的疑问都没断过。

自开埠以来，上海就是中西文明交汇之地。上海历代教育人矢志改革，承接了前人很多改革发展的遗产：率先以地方人大立法实施义务教育，最早制定教师进修条例，最早制定青少年保护条例，最早开始探索校长职级制，最早探索小班化教育，最早确定会考制度，率先开展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率先进行多项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沪”字似乎天生带有敢为人先的基因。

既然已经是领跑者，为什么还要改？

    深水区·捞出硬骨头

“实验室的墙可以刷三遍，但是钱不能用在人身上。”

上海一位高校教师的这句“吐槽”，道出了我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科研经费使用重硬不重软，重物不重人。今年4月，一位院士在报端倾吐自己的头号烦恼：这个全球领先的团队没钱发工资，因为国家给的科研经费只有可以用于设备、物料、测试等的直接费用，没有可以用于人员激励的间接补偿费，直接经费里能发给人的比例很低。在全球自主创新激烈竞争的当下，这个矛盾愈发凸显。

钱袋子的事，科研工作者有困惑，学校管理者一样也有。书记、校长对每年学校能拿到多少经费能办多少事心里没有底，何谈办学自主权？钱袋子，归根结底是教育的资源配置问题。这种模式似乎是惯例，政府看看财政性教育经费有多少，划一划：这块是生均经费，用掉；这块是事业单位的人头费，给掉；其他大部分是专项经费。专项经费划拨到教育行政部门，然后按照各个部门职责分钱，各个处室开始列项目，所有的书记校长围着处长转，申请项目。

上海在启动教育综合改革之初，报表显示：2013年，全市高等教育经常性经费占29%，专项经费占71%。2014年，这个比例就翻了个个儿，上海市属高校经常性经费占比超过60%，所有用于人财物的经费“打包”给学校，怎么用学校说了算。部分专项经费中，可以有50%用于人等软件投入。资源配置的改变代表了政府的导向，这个突破振奋人心。一场充分放权和有效监管并举的投入机制改革推开。

教育综合改革是深水区的改革，要找准发力点，上海需要给自己做个体检。“难题不少，有教育内部的，有历史文化根源的问题，也有现代社会环境所产生的。这次的教育改革，‘综合’一词尤其重要，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涉及的面之宽，问题之复杂，没有系统性的支撑，没有综合性的概念，很难推进。”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说。

不再是条线的单兵突击，牵一发动全身，更需要从深水区里捞出“难啃的硬骨头”，找到关键环节、关键领域，才能精准发力。

比如，高等教育的“硬骨头”在哪里？一是定位严重不清晰。上海一位学者坦言：“这个问题在学界长期研讨，即使国家层面也没得到很好的解决。”大家都想贴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标签，有的就算贴了，也只能是三流四流的学校，非要站成一列纵队，定位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二是本科生教育。高等教育要做大做强，当务之急是做什么？要做好本科教育。世界高水平的本科教育高度关注每一个学生。中国的高等教育，能不能做到老师关注每一个学生？

“现代大学制度做起来很难，改革要撬动存量，就需要改革有深度，必须促进思维方式、利益分配和行为关系等深层次的东西。”翁铁慧对此的认识非常清醒深刻。从基础教育来说，上海用四个字概括其核心任务：“减负增效。”在参加了两次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和一次TALIS（教师教学国际调查）调查后，上海找到了自己的长处，也同时发现差距所在——学生、家长和教师，能不能把多余的负担再减掉些？怎么让教育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要减负增效，需要立体综合的评价，这是基础和发力点。

职业教育是应用型人才的主力军，上海经过大量调研发现，其中存在的主要是结构和模式的问题，职业教育对于国家和区域的转型发展支撑度还不够。在各类教育中，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和产业发展关系更大，如果不跳开教育去办教育，就做不好。上海在设计改革任务时，特别提到“三个转变”：从单项改革转化为综合改革，从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推进，从表层的改革深化到深层的改革。“教育改革仅靠增量是不行的，存量不改是不行的，这是我们这次综合改革的方向。存量的改革要深入到体制机制中去。”翁铁慧说。

从全国来看，上海教育综合改革的“硬骨头”，在其他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也是全国教育改革的“硬骨头”，且存在一个显著特点——已经触及到教育内涵发展更深层次的矛盾。作为教育改革的先行先试者，上海比其他地方更早、更深地触及这些矛盾，改革的迫切性、动力也更大。

    大局大势·对接的挑战

上海大学原总经济师张平伟讲了两个小故事：一个有关电影。爱电影的人大概都记得“上海电影制片厂”这块金字招牌，《城南旧事》《芙蓉镇》《红楼梦》《铁道游击队》……这么多耳熟能详的电影，皆出自这个“梦工厂”。这样的金字招牌还有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等，代表着上海作为中国电影发祥地的品质。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老的电影厂跟不上市场变化，辉煌难再。

调查显示，中国90%的电影后期制作是拿到国外，因为无法满足声音、图像等效果，国内电影技术制作就像小作坊。

另一个故事来自张平伟的调查。他在两年前做过有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大数据分析，调查显示，就业排名第一位的是制造业，第二位是金融业。两个故事代表两个“不够”。第一个不够：上海要打造“国际文化大都市”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文化创意产业要成为引领和支撑新一轮发展的支柱产业。仅以电影相关产业人才为例，管中窥豹，文化创意产业的马达——人才支撑不够，不足以与国际竞争。第二个不够：上海提出2020年建设成为全球经济、金融、航运和贸易“四个中心”，国家“十三五”规划近20处涉及上海“四个中心”，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人才资源尚没有为上海的定位完成转型，就业排名第一位的行业与“四个中心”不完全吻合。

显然，上海的战略选择迫切要求教育领域为上海“四个中心”、科创中心、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产业结构快速转型升级发展培育不同类型、规格的人才。比如，针对电影人才匮乏的问题，2014年，上海大学和温哥华电影学院合作成立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体制为“民办非企”。在体制机制、人财物的使用等方面都相对独立，聘请国外师资等更加灵活，以好莱坞电影工业标准为教学内容，学制一年，这为上海的电影产业迅速培养了符合现代电影制作标准的复合人才。上海大学的延长路校区要改造成电影教育的培养基地，光是基本建设和功能性改造建设投入，上海为此投入8个亿。产业界对此非常敏感，“环上大国际影视园区”已经有上百家公司注册，集聚效应初显。“进行教育改革，必须好好解决人才结构更加合理的问题。目前上海常住人口近2500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结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才能与之匹配？如果不明晰人才需求，学校就很难对人才培养做到心中有数，学校自身的优势和特色也容易模糊。”翁铁慧感慨地说。

一场带有上海人精细特点的、花了两年多时间的调研展开。比如，职业教育方面，根据国务院对行业的分类，把诸多专业统一归结到79个专业小类，对应20个行业门类，预测未来人才需求。“我们追求精准定位，去寻找每个行业对教育的需求。比如，卫生行业，需要根据床位数；汽车维修行业，需要根据4S店数量。”上海市教委职教处处长劳晓芸说。

随后出台的面向2030年的职业教育规划，根据产业需求与学生诉求，厘清了职业教育规模层次和布局结构。而两个高等教育规划立足两个节点：面向2020年学科优化布局的规划、面向2030年的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发展规划，前者重在解决高校学科体系与上海地位的“不匹配”，后者重在进一步优化上海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引导高校立足各自领域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上海此举带有开创性质。从国家层面，尚没有与市场需求完全匹配的教育布局结构的规划。在上海执政者看来，花半届政府的时间，去解决人才结构不清晰的难题，磨刀不误砍柴工，再难也值得。要对接需求挑战的不光是人的问题。从学科来说，上海高校国内顶尖、世界一流的高峰学科相对较少；学科发展不平衡，学校之间学科建设水平差异较大；部分学科重复设置过多与学科前瞻性布局不足的现象并存。

围绕这些问题，上海有一连串的改革动作。比如，学科错位培养。以医学学科举例，新组建了上海健康医学院，培养全科医生、康复医师以及其他高层次应用型医技、医护人才，而上海交大医学院、复旦大学医学院等聚焦精准医疗、国际化临床人才等高层次人才培养。再比如，高峰高原学科计划，列入重大专项，专项经费的50%可以用于人，以求重点突破，瞄准国家和上海的重大战略需求。

    教育本原·回归的阻力

“为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这句话源自上海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同样也是上海教育综合改革的核心理念。当年在制定时，“每一个”要不要写进去，“终身发展”几个字要不要写进去，争论颇多。最后的结果是都写进去，虽然要求颇高，但是教育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为了每一个孩子的终身发展奠基的。如何追寻教育规律，让每一个学生更加愉快、健康、阳光，为今后的创新思维、个性发展留出空间，是教育不懈追求的方向。

在现实生活中，教育常常在对功利的追求和对教育本原追求的交织中摇摆，回归教育的本原，阻力重重。上海也不例外，有教育的专业性与社会历史文化心态的冲突，有政府放权不够与学校用权不好的并存现象，也有培养人才沿用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更有评价导向偏离初衷的冲突。

大学教师上完课就走人，忙着做自己的科研，无暇在学生身上投入太多时间。上海针对此推行本科教师激励计划，凡是教师必须上课堂，包括千人计划学者。“这个计划是有效的，阻止了本科教学质量下滑的趋势，让更多教师身在课堂，心也在课堂。”上海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说。“近20年来，高校重视科研轻教学，忽略了原来的教学组织建设，尤其是二级学院，我们需要向之前回归，搭建老中青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上海交通大学改革与发展研究室主任季波说，学校提出关注教育增值带给学生的体验，甚至为此改造教室、食堂等公共空间，大条凳改为小方桌，让学生“回头就能讨论”“转身就能遇到大师”。

育人问题是教育的核心问题。推进素质教育以来，其与应试教育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断过。上海参加针对学生的PISA测试和针对教师的TALIS调查，提振了上海的信心，但是这个成绩背后依然有不少问题值得反思：如何进一步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如何更好地保障学生的睡眠时间？如何让学生拥有更多社会实践和体育活动时间？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副主任纪明泽说，教育要转型发展，必须从过去过于追求教育的功利性，培养模式单一，只看重学科成绩评价，学校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自生动力不足，只注重教师的技能等困扰中走出来。上海抓住了教育评价这一具有导向性的环节，推出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评价指标，关注分数背后付出的学业负担、师生关系、身心健康、学习动力等因素，每所学校拿到这份“体检报告”，都能找到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或师生关系不和谐等诊断结论。

上海很注重用评价改革来引导教育脱离本原的惯性、动力等因素，比如，为了缓解盲目追赶学习进度的“抢跑”现象和分分计较的评价弊端，实现小学教学减负增效，上海在全市推进小学一二年级“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与评价”，俗称“零起点”“等第制”；为了不让教师忙于跑项目、数论文篇数，上海在高校推进科研成果分类评价的改革；为了改变录取只看冷冰冰的分数，上海推行高考改革，“两依据一参考”，既看分数又看人，进而用高考改革倒逼高等教育改革。

“改革设计时一定要清楚社会的环境、历史文化的根源和社会心态。这种惯性很强，对教育领域影响非常之深。”翁铁慧说。

对教育本原的回归也在廓清对教育的一些认知和理念，重新定义教育的价值追求。上海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张人利举了个例子，学校有位教师，是教学骨干，班里学生学业成绩很好。但是推行绿色指标评价过程中，把这位“好老师”的问题暴露了出来：学生课业负担重，师生关系紧张。而上海力推的“新优质学校”就是在重新定义好学校，这些普通校从“追求现实功利转向追求人的发展”中找到内在动力。

负重之下，总要前行。也许清楚肩上的担子到底有多重、压力来自何方，脚下的步子才知道往哪个方向迈。上海作为教育综合改革的先行者和试验田，其改革的思路设计、路径选择、改革成效，全国瞩目，其“深水区”里破解的教育难题，在国际上也颇为关注。

上海的故事，正在续写中国教育的新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