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悠久的考试传统，从隋炀帝创立进士科，到清末改行新式教育，科举存在了1300多年。众所周知，科举为古代中国选拔官吏，带动阶层流动，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对于1905年废除科举，无论当时，还是后世，都被视为一种进步，甚至有西方学者论断，此举的意义犹在数年后的辛亥革命之上，是中国新旧时代的真正分野。

　　60多年后，中国又迎来一次考试制度的大变革——废止高考。1966年后的十一年，前四年不招一名大学生；后七年高校恢复招生，但不设文化考查，上大学的不再是高中生，而是大多只有初中、小学文化的工农兵。同样是废除考试，人们的评价和对废科举完全相反，确信这种推倒培养和选拔人才正常机制的做法，曾经将中国社会的发展引向歧路。

　　“智育第一”“分数挂帅”被批判后，私下学习成为一种危险的活动。但总有一些工人和知青，敢于在放牛或喂猪的间隙，偷偷地读着借来的半本《牛虻》、只有十几页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他们愿意相信知识的价值，只是无法预知，承认知识价值的那一天，将在何时到来。这个信念，就是他们心中还未熄灭的蜡烛。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中国，大显身手的机会终于来到。在复习时间只有一个多月的情况下，知青们白天工作，夜里点起煤油灯，拾起那些荒废已达十年的功课。没有经历过出身决定一切的岁月的青年一代，恐怕很难理解，一个凭自己能力博取未来的公平机会，有多么来之不易，又有多么让人喜出望外。

　　那一年，本科和大专的录取率加在一起只有4.8%，那时没人怀疑“知识改变命运”，没有人相信“读书无用论”。确实，太多人的命运因那场高考变得完全不同。这些来自车间、田野、军队的青年人，走出大学后，作为亟须的建设人才，很快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77级考生身上留下最深的“文革”烙印，同时又代表着改革年代的光荣、梦想与成功，注定会有着无法替代的象征意义。

　　时间过去了40年，高考制度还在，但早已没有当年那样理所当然、万众期待，从和高考配套的教育模式，到命题思路、招生办法，都累积了大量的质疑之声。高考改革势在必行，中国考试制度或许又到了大变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