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动机

吴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与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国教科院-香港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作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战略组成员参与纲要研制工作。

恢复高考四十年来，高考制度改革在不断进行中。我国高考制度为何、发展趋势怎样，为此，他就“高考制度发展与变革”话题接受了新京报记者访谈。

招考合一

新京报：能不能介绍一下我国高考制度主要包括哪几个部分？分别由哪些部门来进行管理的？

吴霓：高考制度是国家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个类型，有招生制度和考试制度，我国目前高考实行的是招考合一的制度，也就是说，考试是招生的前提和最直接的录取标准，考生参加高考之后，按照考试成绩即刻进入招生录取环节，所有工作在一个连续完整的时间段内完成。

我国的高考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管理，各省也都设有教育考试院。考试院里有一个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专门负责高考招生工作，负责本地区的招生计划、录取、发放录取通知书等工作。

新京报：能不能梳理一下我国高考制度经历过哪些比较重大的更迭？

吴霓：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高考部分沿用了解放前各高校单独招生，自行组织命题、考试和录取的办法。

1952年成立了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委员会，以全国统一高考为基础的高校招生制度基本确立，进行统一考试、统一命题、统一招生管理。

到了“文革”时期，高考制度中断，曾经实行过推荐上大学，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从工人、农民、军人中推荐表现突出的青年上大学。

1978年6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以此恢复了全国统一高考、依据考试结果统一招生的体制。

新京报：恢复高考对于国家的意义是什么？

吴霓：从大的方面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高考制度为我们的国家建设输送了亟须的人才。

从小方面来看，随着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教育制度逐步得以建立和完善。恢复高考以后，大学生需要授予学位，才出台了第一个学位条例，后来到了1986年出台了义务教育法，也就是说，高考恢复之后，我们国家的人才培养才走上正轨。

从整个社会来看，高考给予了广大人民群众一条上升的通道，农村的孩子、穷人的孩子都可以通过高考这条路径，实现人生梦想。

改革推进不可能是一片赞扬

新京报：恢复高考以后，高考制度不断进行改革，能不能举例说明一下这些改革措施中的得失？

吴霓：高考制度要进行改革，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了，它赖以生存的条件变化了，肯定就要进行调整，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比如，最初全国统一试卷，试卷要兼顾不同区域发展水平、不同特征学生的需求，很难做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搞了分省命题。

然而，区域教育水平发展不均衡，有些省份出的考题质量比较好，有些不怎么样，有些地方管理很松散，有些地方管理很严格，管理松散的地方甚至会出现考题泄露事件。

此外，如果没有统一衡量标准，不同省份试题难易程度不同，同一个学校，在不同省份招的学生素质参差不齐，他们进入同一所学校学习可能会带来问题。

另外，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大量流动人口子女的孩子考试需求，如果他们在父母工作的大城市借考，由于和户籍所在省份的试卷不一样，很难实现，所以现在我们又开始回归全国统一命题。

新京报：每次高考制度的改革都会出现很多质疑的声音，改革的难点在哪里？

吴霓：改革肯定是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一项改革的推进不可能是一片赞扬声。比如说异地高考，我国目前有2.4亿流动人口，这背后就有几千万的孩子跟随父母在异地就学，他们如果在当地参加高考，肯定就要挤占当地升学的指标，当地人肯定就不愿意。但是如果从中华民族教育公平的角度看，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这部分人群不能享受在本地参加高考的权利，是不是不公平，要看怎么去看。

分类考试、教育大众化趋势

新京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要分类考试，能否介绍一下？

吴霓：我们以前的高考是淘汰性的、层级性的考试，考完之后根据成绩，决定考生上一本、二本、三本、高职高专等，考生以淘汰的形式进入到高等职业教育、专科院校。

实际上，有些学生偏重于理论思维、科学研究，另一部分人偏重于动手能力，由于我们的考试是一把尺子去笼统衡量，很多进入到技术岗位上的人并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考试成绩在那儿了，不得不去。

因此，我们现在开展将普通高考招生与高职招生分类进行，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6月份基本是普通高校的高考和招生，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等安排在春季高考，两类考试分开，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去向，这就不完全是淘汰性的，不同的考生可以根据兴趣去选择。

新京报：高考改革的趋势之一是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有人说现在大学生泛滥了，文凭也越来越不值钱了，您怎么看？

吴霓：一个社会文化程度的逐渐提高是大趋势，大学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的一种文化需求。教育大众化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但是，通过什么渠道实现教育大众化，这是值得研究的，并不是把大学的门全部敞开就叫高等教育大众化，放低了大学的基本标准去敞开大门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认为可以采取多种渠道，比如大力开展继续教育，建立继续教育与正规教育之间的互联互通，让人民群众通过业余学习也能实现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例如，我国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就非常好，通过自学考试修够了学分，一样可以取得学士学位，国家也是承认的。

另外发展社区大学，美国的社区学院就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典范。任何人都可以到社区学院学习，如果继续想去高水平大学深造，可以拿社区学院的学分，申请到高水平学校继续学习。

新京报：您说的这种从社区大学申请到高水平大学，为什么我国不能实施？

吴霓：这和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教育发展方式有很大关系，而且我国很多高校之间的互联互通还没有建立起来，包括学分互认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也是下一步改革的方向之一。

过去我们也做了一些努力，比如夜大、函大，但是很多疏于管理，教学质量很低，有的做成了创收渠道，所以现在很少了。教育的改革不光是教育部门一方面的改革，还牵扯到很多方面，比如说诚信体系，监督管理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