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秋婷

“在中国教育资源偏少且不均衡的背景下，高考选拔一定是个残酷的竞争选拔机制，如何设计一个客观公正又不唯分数论的高考录取机制，是一件很考验智慧的事。”天津大学招生办主任李斌感慨。

作为新高考改革的第二批试点省市，天津与北京将于2020年正式实施新高考。两个省市都在今年发布了新高考改革方案，对考试与招生录取改革做出说明。

8月底，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公布了《北京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下称《方案》），既包括考试科目、考试次数、学业考试方法一类的考试改革，也包括高校招生录取制度的改革内容。《方案》提到，将探索开展综合评价录取模式改革试点。综合评价录取将依据统一高考成绩、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面试成绩、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进行录取，高考成绩占比原则上不低于总成绩的60%。并且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试点院校范围。

此前，在浙江、上海、山东等地，综合评价录取已经开始试点，多元评价机制正在成为新高考的改革趋势。这也意味着除了按高考成绩录取的统招、具有降分优惠的自主招生外，高考录取方式中将增加一条高校综合评价录取的新通道。在这条通道中，高考成绩将不再是录取的唯一依据。

科学选拔人才是高校探索综合评价录取的主要驱动力。上海大学招生与毕业生就业办公室副主任汪宏斌告诉经济观察报：“面对面测评过程中，高校的教授能够筛选出更符合学校理念的学生，选拔出来的学生也会有更强的学习动力和专业认可度。”

但除了承担选才与育才功能外，高考还背负着诸多社会功能。在多重期许下，高考录取制度改革也被围困在了公平性与选才科学性诉求的矛盾之中。

综合评价、多元录取

方学敏是浙江工业大学2016级的学生。2016年的高考成绩公布后，她原本离浙江工业大学的统招分数线差了5分，但借着“三位一体”的助力，她填报了浙江工业大学建筑学提前批，并被成功录取。“面试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给一篇阅读材料，阅读15分钟。材料题会提供纸笔，三个考官之后根据材料展开提问，各种范畴的问题都可能涉及。第二部分是自由的问答，考官问社会热点一类的话题。”方学敏回忆。

浙江工业大学的“三位一体”招生流程已趋于稳定。根据2018年浙江工业大学“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章程，程序上分为申请报名、学校书面初审、综合素质测试三个环节。学校的综合素质测试采用面试方式进行，以考察学生的专业素养、专业能力、综合素质和个性特长为主。最终的综合成绩中高考成绩占50%、综合素质测试成绩占30%、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占20%的比例计算。“三位一体”是高校综合评价录取的浙江模式，2011年开始试点的浙江工业大学是高校中综合评价录取的先行者。而综合评价录取的核心便是高校招生拥有一定的自主测试权利，考生最终的高考综合成绩由高考成绩、高校综合素质考核成绩、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按一定比例折算而成。

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表示，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此后，作为新高考招生录取途径之一，综合评价由浙江局部向上海、山东、江苏等多省推开。高校的综合评价以面向省内招生为主。

浙江作为综合评价启动最早的省份，参与的高校数量也最多。目前，拥有浙江“三位一体”招生录取资格的高校已有近60所。上海从2015年启动综合评价录取改革，现有9所学校试点。

但教育部尚未针对综合评价出台专门的文件，在缺乏具体“顶层设计”的情况下，高校综合评价试点仍处于探索阶段，不同省市相关高校的招生简章差距较大。

相比于浙江，上海的综合评价录取改革显得更为保守。对于9所参与综合评价试点的上海高校而言，高考成绩不但在最终合成的综评总分中占比大，而且是考生进入后续学校测评环节的依据。“上海的综合评价测试是在高考成绩出来以后、志愿填报之前进行。高校依据高考成绩，按招生计划数的1.5倍确定入围面试的考生名单。高考的成绩仍然很重要，高校的自主选拔权也相对有限。”汪宏斌介绍。

然而，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名校对综合评价录取重视度正不断提高，甚至给予综合评价更多的录取机会。2018年清华大学浙江“三位一体”综合评价的录取人数达105人，而自主招生的录取人数仅为23人。单纯按照高考成绩排名录取的人数不足招生总数的10%。

多元人才评价是高校探索综合评价的核心驱动力。“多元录取的问题说到底是人才选拔机制的扩充，多元评价在分数之外给予高校自主的选拔权利。传统的高考评价手段是按照高考分数录取，尽管是一种客观公正的手段，但存在一些不全面的地方，一些偏才怪才没有办法脱颖而出，甚至导致教育领域的唯分数论。”李斌说。

8月底，北京公布的新高考改革方案提到，将探索开展综合评价录取模式改革试点。综合评价录取将依据统一高考成绩、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面试成绩、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进行录取。今年4月，天津新高考改革方案获教育部批准，方案中同样对多元录取机制做出规划。

截至目前，天津的高校中尚未有一所综合评价录取试点校。李斌解释：“启动综合评价的权利取决于各省考试院，一般新高考改革实施省份的属地院校做的多。天津的综合评价改革还没正式启动，所以天津大学还没有这样的板块。但学校也在积极沟通，希望能尽快在全国不同省市开展综合评价。”

高校每年的综合评价招生计划需要由教育部门审批通过，上海大学的综合评价招生计划人数维持在80人左右，汪宏斌告诉经济观察报：“这个规模在上海几所高校中相对较小，综合评价只是学校录取的一个小补充，但总体的方向是希望综合评价招生规模能够扩大。”

李斌也认为：“多元录取是大势所趋。综合评价录取是一个新生事物，处于探索阶段，所以改革的路径不会很明晰。”

公平性焦虑

然而，另一方面，社会对高考改革公平性的焦虑日益增强，对录取制度改革的质疑声始终不断。“教育部门给予高校评价学生和选拔人才的权力，如何保证学校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家长只认统一考试，担心高校获得选拔权利之后，可能诱发新的严重不公平现象，这也是我们对新高考改革质疑的出发点。”一位北京家长告诉记者。

根据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新高考将推进“两依据，一参考”的招生录取模式，即以高考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主要依据，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在具体实践中，高校往往将学生在高中阶段的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校测评成绩的一个参考。

针对高校自主选拔公平性的质疑声，李斌认为，尽管高校设计的自主选拔制度客观上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设计者的初衷是尽最大努力将流程做到天衣无缝，保证公平公正。“社会、媒体对高考的关注度异常地高，并且对于舞弊行为零容忍，一旦高校出现舞弊行为，被发现并曝光后，学校将遭受巨大的声誉损失，这是学校所不能承受的。高校和教育部门其实也知道社会对公平问题的关注，不敢拿自己的声誉开玩笑”李斌说。

在李斌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地域与阶层间的差异需要依靠专项招生计划制度倾斜来弥补。“高考招生有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倾斜的制度设计，比如教育部和国家都有专项的招生计划。比如天津大学今年一共有400个农村和贫困地区专项招生名额，占到学校招生计划的10%，这个比例并不算低。”

实际上，历次高考改革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出于多元选才的目的，高校试图扩大自主选拔的权利。然而，高校招生自主权的扩大始终伴随着社会对其公平性的质疑。教育部门在高考招生制度领域的改革步伐也因此极为谨慎。

作为对社会公平性焦虑的回应，2014年开始，各省份高考加分项目不断紧缩，校长实名推荐制也因损害公平而被取消。自主招生政策招生名额严格限定在高校招生计划的5%。而不论是高考加分，或是校长推荐制，设计的初衷都在于弥补高考招生制度唯分数论的弊端，激励考生特长潜能发展。

8月27日，在做客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时，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处长姚林修表示，北京新高考改革的综合评价录取试点是未来想探索利用综合素质评价从选科到选人的一个小规模的试点项目，“会有很少的试点校，拿出不太多的计划来做试点，但数量比较小，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还要走统一高考的渠道。”

“多元录取是未来一个改革趋势。但这个探索过程中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质疑，整体的推进速度应该不会太快。”汪宏斌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