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5日，美国《科学》杂志以封面文章形式发布了中国“墨子号”量子卫星的重大成就。这个被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称为“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其中很多重要成果诞生于一所高校——坐落于中国中部城市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

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中国几代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夙愿正在逐步成为现实。40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乘着改革的东风，中国大学踏上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之路。

从“211”“985”到“双一流”

日历翻回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我国的科教事业步入春天。但是，经历10年重创，发力谈何容易。

世界银行报告称，1983年，改革开放的第六个年头，我国仅有正规高等教育机构805所，在校生120.7万人，毛入学率2.09%。这样的高等教育规模与当时已达10.30亿的人口规模不相匹配，更别说质量的差距。一大批学科刚刚恢复重建，而失去的10年恰逢世界科技革命浪潮和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新阶段。

这一年5月，粉碎“四人帮”后首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在武汉举行，讨论的主题正是“如何尽快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会上，4位退居二线的老校长联名上书党中央，建议国家拿出50亿元，重点资助50所高校，使之成为“我国在科技文化领域中赶超世界水平、加速社会主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骨干力量”。

这份“835建言”，成为开启国家发展重点大学战略决策的一把钥匙。经过10年酝酿筹备，1994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宣布，要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好我国的100所大学。由“21”和“100”两个关键数字合并而成的“211工程”由此诞生。从建议到计划，重点建设高校的数量由50所扩展到112所，而国家投入资金也远远超出50亿元。数据显示，从1995年到2005年，“211工程”共完成投资368.26亿元，其中中央专项资金78.42亿元。

“211工程”犹如雪中送炭，缓解了高等教育长期投入不足的困境，但是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学相比，仍有巨大差距。

1998年5月，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为契机，中国政府郑重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此后不久，国家决定在中央本级财政教育经费占本级财政支出比例年增长1%的经费中，设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若干所大学进入国际先进行列。“985工程”正式启动，中国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上升为国家战略。

“985工程”共分3期，建设39所高校。数据显示，“985工程”的投入力度比“211工程”有了大幅度增加，仅“985工程”一期投入就达255亿元，其中中央专项资金投入140多亿元。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2012年至2016年，进入世界大学排行榜前500名的内地高校从31所增加至98所，进入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前1%的学科数从279个增加至770个。

两大工程的实施，引发了国际高度关注。其间，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欧洲多国政府也相继出台类似计划。

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在世界科技发展、人才竞争的今天，高等教育的发展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开始谋划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战略的新篇章。

2015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决定统筹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推动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这个被称为“双一流”建设的新计划，被视为我国第三次体现国家意志的高教发展计划。

“‘双一流’建设并不是‘211工程’‘985工程’的简单延续，而是‘换挡提速’。”时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说。

这个换挡升级的计划，意图打破固有的弊端——不再实行“终身制”，5年一周期，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不组织高校申报、无须主管部门推荐，而是根据国家战略、水平标准、特殊需求等原则进行认定；不区分中央高校、地方高校；不与各类头衔的人才数量、各类基地平台条件等挂钩……

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认为：“所有有实力、有特色的高校和学科，不论出身都应有机会跻身‘双一流’。只有这样竞争，才能通过‘双一流’建设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普遍提升，为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2017年9月21日，首批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9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出炉，郑州大学、云南大学等地方高校跻身其中。同时，江苏、广东、福建等多个省也制定了自己的“双一流”计划，给予当地高校新一轮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从中央、地方到高校，一场上下合力的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攻坚战正式打响。

大楼、大师和大学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工作者而言，这句名言始终旋绕心头，发人深省。然而，当我们再次走进历史，不难发现，对于当时的中国大学，大楼和大师缺一不可。

“16名教师在一间3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办公，要开会了，怎么办？用书架把中间隔开，这边开会，那边备课。”时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的陈志强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的情形，“历史学可是南开大学四大支柱学科之一呀，我们都是这种情况，别的专业可想而知。”

同样，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王义遒也曾回忆：“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北大图书馆基本不买国外的书，因为没有更多的购书经费。”

教学、科研和办公条件的欠账制约大学的发展，而1999年开始的扩招，进一步加剧了资源不足。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可以看到高校大兴土木的景象。数据显示，1999年底开始的10年里，全国新建、改建的学生公寓和食堂，超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前50年累计建筑面积总和。

筑巢为的是引凤。1998年12月，“奖金10万元聘教授”的广告出现在《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各大媒体上，引起社会关注。据一位高校教师回忆：“当时一个月收入才1000多元，10万元相当于一位教授几年收入的总和。”这不仅仅是一个用经费来衡量的计划，而是被寄予了“出人才、出成果、出机制”的厚望。

北京大学特聘教授陈十一回国工作后，作为北大工学院院长，带领学院创建了6个系和10余个研究中心，引进各类优秀人才60余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薛其坤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被学术界称之为“诺贝尔奖级”的科研成果。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马兰带领研究团队发现蛋白激酶GRK5在神经发育和可塑性中有关键作用，给神经元发育异常引起的孤独症和唐氏综合征等疾病的治疗和药物研发提供了新思路……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确立的“按需设岗、公开招聘、竞争上岗、合同管理”和“以岗定薪、优劳优酬”制度，直接推动了我国高校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

1999年9月，北京大学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在全校范围实行“岗位聘用制”，教授年津贴最高达到5万元，教师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差距达到17倍。几乎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一批高校，也开始推行岗位聘任和关键岗位津贴制度。大学教师下海的现象开始逆转，许多优秀人才开始回流。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北京大学电子系在改革前连续两年无人应聘，改革当年一下子来了16位优秀应聘者。

“对比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差距最大的是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杨卫说。人才脱颖而出，不仅仅靠重金的赏酬，还要靠有利于人才干事业的机制。

“一把尺子衡量所有教师，没有很好地体现‘人尽其才’的理念。”在进入21世纪的第十个年头，浙江大学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把教师岗位分为5类，按照教学、科研、教学与科研并重等分别设置岗位要求，进行分类评价和管理。此后，以吸引和培育人才为主要目的的人事制度改革在各大高校开始推行。

“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颉伟，在回国前已经拿到了美国待遇优渥的录用通知，但他最终选择以助理教授的身份进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吸引他的，正是学院的人事管理体系——助理教授在招生、申请基金等方面与教授有同等权利，很多政策向青年教师倾斜，提供比绝大部分美国高校更充裕的启动资金，帮助他们顺利起步。

探索大师成长的环境，提供适合人才发展的土壤，高校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其背后，是制度的不断完善，政府、高校关系的不断调试。改革开放40年来，高校的分配制度、职称制度、教学质量评价制度等从无到有、从有到精。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了《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大学章程制定，探索现代大学制度。

做一等学问育一流人才

今年1月，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泽山荣获最高奖。全国共有113所高等院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科技奖三大奖通用项目157项，占通用项目总数的72.7%，占比连续3年超七成。高铁、能源、环境、疾病防治，获奖项目涉及国计民生方方面面。

经过40年的发展，高校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一支生力军。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3年，高等学校承担科研项目成倍增加并超过同期其他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基础研究经费在全国占比超过一半。高等学校科技成果占据70%以上。高校科技论文占全国比例一直在70%以上。高等学校专利授权数从8843件增加到84930件，增加了8.6倍。

放眼世界，多数一流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在大洋彼岸，美国高校开始“重建本科教育”。在大洋的这头，中国大学也意识到，“世间上百年名校无非育人，天下第一等职业还是教书”。

2001年新学年伊始，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科教学改革实验“元培计划”悄然登场。第一年不分专业进行通识教育，第二年根据个人兴趣和社会需要选择专业，实行导师指导制度，加强教师在学生阅读参考书、课堂讨论、论文写作等环节的指导……

这些在当时带有突破性，甚至引发争议的举措，如今已经成为高校的普遍做法。近年来，各高校通过深化学分制、弹性学制、主辅修制、学科交叉、小班授课制等个性化教学改革，进一步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以北京大学“元培计划”、南京大学“三三制”为代表，全国39所“985工程”高校已有29所学校实施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改革措施，为学生个性化自主学习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2011年，国家在17所高校开设试点学院，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此外，还通过“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卓越计划”“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等一系列人才培养试验计划，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力度。

根据抽查82所本科高校教学质量报告，2013年，各高校给本科生上课教授数占高校教授总数的平均值为85%，基本夯实了教授上课制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部分高水平大学率先实施新生研讨课、小班课，开启了教育教学方法改革的新潮流。

根据60所“211工程”院校发布的《2013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数据，“211工程”院校学生对专任教师的教学满意度为88.6%。其中学生最为满意的项目是师资队伍（92.5%）和教师专业水平（90.5%），然后依次为教学质量（89.47%）、教学教风（87.75%）、教学管理（84.73%）、资源保障（84.64%）。

众多高校的探索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教学与科研并不对立”。浙江大学鼓励“第一等教授上讲台”，同时，也鼓励学生走进教授的实验室，资助进行立项申请，面向全校本科生开展科研训练计划。2017年公布的ESI学科排行榜上，浙江大学有7个学科进入ESI世界学术机构前1%。

从2017年春季学期开始，清华开始实行“开放交流时间”制度。从校领导、知名院士、资深教授到新教师，全校68个院系单位、1617位教师公布了自己的开放时间表。全校学生不受院系专业限制，都可在此时间到约定地点与其交流。

2018年6月21日，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吹响了全面振兴本科教育的号角。10月，《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正式印发。越来越多的高校正在主动适应国家战略发展新需求和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新趋势，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教育教学的基础地位、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奋力开创高等教育新局面。

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

2017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达到377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5.7%。

无论何种标准，能够进入“211”“985”“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充其量不过全国高校的5%左右。和中国体量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和各行各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相比远远不够，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任重道远。

如果说“双一流”建设高校是高等教育的璀璨明珠，那么内涵式发展则是中国高等教育一以贯之的整张蓝图。

全省没有一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曾是一些中西部省份的“心头之痛”。2013年，《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印发，启动实施“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份，重点支持一所高水平大学。教育部、财政部贯彻落实国务院要求，支持14所“一省一校”高校的建设与发展，已累计投入63亿元。

目前，广西大学、新疆大学等高校已引领本地区实现了“两院”院士以及“长江学者”“杰青”“千人计划”等领军人才零的突破，多数高校教师队伍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南昌大学、郑州大学、贵州大学等高校获得了国家科技大奖，云南大学缅甸研究、广西大学东盟研究等成为国家的重要智库。

面对激烈竞争，国家产业转型升级，迫切需要应用型人才。回应这一需求，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共同推进应用型高校建设。2017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31个项目共安排中央投资12.28亿元，支持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重点支持在转型改革中积极探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高校加强实习实验实训环境、平台和基地建设，鼓励吸引行业企业参与，建设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产学研一体的实习实验实训设施，推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应用技术创新。

培育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让青年学生获得立身之长，助推中国制造再上台阶，高等职业教育隆重登场。从“本科的压缩饼干”，到探索出“教、学、做”一体化的独特人才培育模式，高等职业教育顺应时代需求，快速发展。

数据显示，到2015年，全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达1341所，在校生数1048万，占到高等教育的41.2％，全年为社会提供技术培训超过2000万人次。2017年，各地高职院校生均财政拨款标准大幅上调，高职院校的经费投入与本科实现同等待遇。“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直接服务于民生，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促进了教育公平。”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姜大源说。

高等教育的探索与改革开放同步。伴随改革，深圳大学、汕头大学等带着改革基因的公办高校应运而生；因为开放，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等中外合作办学高校落户中国；致力创新，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不同办学体制、不同管理模式的高校得以生长。

不拘一格育人才。在高等教育的百花园里，在改革创新的土壤中，更多繁花硕果正在孕育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