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高考改革的时代篇章

今年夏天，当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送到时，云南考生崔庆涛正和父母在老家会泽县一处建筑工地上拌砂浆。为补贴家用，有时他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面对通知书，崔庆涛把手洗得干干净净，这才用笔在快件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此前，崔庆涛去过最远的城市是省会昆明。通过高考，他得以走出大山，走进北大，走入不一样的人生阶段。

比改革开放更早一年迈入不惑的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已走过41年的风雨历程，亿万国人像崔庆涛一样通过高考改写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恢复高考，是“文革”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先声，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篇章在1977年冬天奏响序曲。作为我国基本教育制度之一，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与改革开放同向同行，为学生成长、国家选材、社会公平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对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国民素质、服务现代化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77年，十年“文革”阴霾初散。当时人们还不大了解气象学上“暖冬”的概念，但一项注定要载入共和国史册的重大事件，让大批国人的心在那个冬天温暖起来——570万考生带着激情与渴望走进考场，高考制度被废止十余年后重新恢复。

那年农忙过后，福建省龙岩县江山公社下乡知青刘海峰读到了俄国作家阿克萨柯夫的《学生时代》，并在读书笔记中抄录了一句话：“一个从未受过中学和大学教育的人是一个有缺憾的人，他的生活是不完全的。”在水田里插秧、割稻子时，刘海峰并不知道自己的大学在哪里。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一场关乎刘海峰以及数以千万有同样困惑的青年能否上大学、如何上大学的重大决策，正在酝酿之中。

1977年8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提出召开这次会议的，是刚刚复出的邓小平。

33位科教界专家学者从全国各地赶来出席，他们中既有物理学家周培源、数学家苏步青、生物学家童第周、光学家王大珩这样的著名学者，也有查全性这样的中青年代表。但几天会议下来，敏感话题几乎没有被触及。

8月6日，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何东昌谈到，大学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他痛心疾首。这一发言，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直沉默的武汉大学副教授査全性突然“开炮”，将问题的矛头直指当时的高校招生制度。

查全性说，现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埋没了许多人才。没有考试，不仅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上不来，就是那些有才华的工农子弟也被一股“走后门”的歪风阻挡在大学之外。如果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知识青年、青年工人和农民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大学生，是完全有可能的。

“查教授的发言说中了要害，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几天来一直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回应，“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

其实，在召开这次座谈会前，邓小平已几次提出恢复高考的设想，并将其作为拨乱反正的一个突破口。代表们的肺腑之言，与邓小平的思考不谋而合。

8月8日，邓小平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高考制度的重大转折出现！

当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恢复统一考试，由省级命题；招生考试在冬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

恢复高考的消息如春雷激荡，迅速传遍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在山村渔乡、牧场工厂、营房和课堂，数百万青年拿起课本，准备迎接人生的机遇和挑战。

刘海峰抱着“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心情走进考场，并最终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学习，现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是国内理性维护高考制度的著名学者。

1977年不仅是刘海峰个人命运的转折点，更是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高考恢复保障了高校生源水平和高等教育质量，使社会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也有力推动了拨乱反正。

恢复高考整整一年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从此，中国走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1000多年前，唐代史学家沈既济在论人才选举制度时提出“物盈则亏，法久终弊”，这8个字也道出了高考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

恢复高考，打破了“出身论”“成分论”，荡涤了“读书无用论”的浊流。但随着一届届高考的举行，“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的倾向日渐突出。“唯分是取”的评价单一性问题，逐渐成为高考面临的主要内在矛盾之一。

2001年，一篇名为《赤兔之死》的满分高考作文，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中国迅速爆红。作文通篇使用古白话，以三国历史为基础，创作了赤兔马为诚信而殉身的故事。虽是临场之作，却想象力丰富，内容新奇，令人拍案。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南京十三中理科班学生蒋昕捷。正是因为这篇文章，高考“落榜”的他，引发了社会对于人才标准特别是“偏才”“怪才”的大讨论。

事实上，在这篇作文诞生前3个月，经教育部批准，江苏省在高校自愿申报的基础上，选择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一批高校尝试自主招生改革，社会反响强烈。基于这样的背景，蒋昕捷最终被南京师范大学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破格录取。

从2003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2所重点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国人已经明显感受到，虽然高考“问题清单”伴随着社会发展不断被拉长，但国家一直在努力改变“一考定终身”的顽瘴痼疾。

改革是教育发展的主旋律，中国教育是在不断改革中发展的，高考制度概莫能外。

从早期理科7门、文科6门的考试科目，到1999年开始推行的“3+X”科目设置，40多年来，高考改革始终沿着科学选材的轨道，不断求解考试模式的多样化创新，考试内容也从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转变，以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渴求。

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9月，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为标志，中国启动新一轮高考改革，提出高考“3+3”新政策，并在上海市、浙江省先行试点。

上海考生除参加语文、数学、外语3门传统高考科目外，还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选择不同的科目组合，进行“选课走班”；外语考试一年两考，择高分计入成绩；贯穿高中学习生涯的综合素质评价也作为高校招生的参考依据。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意见》提出的很多要求，如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减少和规范考试加分、完善和规范自主招生、完善高校招生选拔机制等诸多方面，都得到了积极、稳妥的推行和实施。”刘海峰说。

他同时强调，新高考“减少统考科目、不分文理科”的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难度很大的改革，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实验并确定可行性之后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因此，要全面实现高考改革的目标，仍然任重而道远。”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和高考制度来说，1999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为了让更多学子有进入高校深造的机会，我国高等教育从这一年开始连续扩大招生规模。据统计，1998—2005年，高考报考人数年均增长11.58%，录取人数年均增长23.75%。

录取率逐年提高的同时，高考背后的教育公平，一直备受社会关注。

2018年高考季，一封实名举报信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河南4名考生家长称，自己孩子的高考答题卡被调包，导致其实际成绩与预估成绩相差巨大。随后，当地纪委监察委成立专案调查组进行逐项核查，全面收集证据，查明了“不存在人为调包试卷和答题卡现象”的事实。

高考舞弊是对高考公平的最大挑战，防止舞弊一直是高考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出台，国家教育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考试招生环境综合治理，有力维护了良好的考风考纪。2015年，“考试作弊入刑”成为《刑法》条文，对于净化考试环境、维护高考公平公正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和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高考录取率差距一直存在。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教育公平的决策部署，回应百姓期盼，教育部于2008年启动实施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

协作计划实施9年间（2008—2016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缩小了12个百分点，如果按在校生规模1万人折算，相当于为中西部地区增设了100多所普通高校，圆了100多万中西部地区学子的大学梦。

2015年8月20日，清华大学2015级新生韩储银与3300多名同学坐在偌大的综合体育馆，在校长邱勇的开学致辞中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昨天在新生报到的现场，我见到了来自甘肃的韩储银同学。他出生在农村家庭，成长之路充满了艰辛……今年他入选清华自强计划。”

作为清华大学第四届“自强计划”入选学生，韩储银获得了50分的高考加分，以总分724分的成绩，被清华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录取，迎来了人生中从未有过的“高光时刻”。

从2012年起，我国启动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覆盖全国832个贫困县及重点高校录取比例相对较低的省区，致力于提升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比例。截至2017年，通过国家、地方、高校3个专项计划的实施，全国重点高校共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10万人。

公平和科学一直是两难问题。理论工作者或许更关注效率科学，但老百姓最关注公平，科学一旦伤及公平，老百姓就不答应。教育公平在满足最大多数人公平的同时，也不放弃保障少数人的公平。

2013年12月，决定放弃残疾人单独招考而参加普通高考的45岁盲人李金生，来到河南省确山县教育局报名，却因“目前高考还没有盲文考卷”未能成功。几番争取和沟通，李金生最终获得了参加高考的机会。

2014年6月7日，李金生成为全国首位使用盲文卷参加普通高考的盲人考生。李金生的一套盲文版试卷，从命题、制作到运输都凝聚着国家和社会各方的努力。

身体残疾限制了一些人追逐梦想的机会，家庭贫困有时也是考生无法逾越的障碍。

从云南昭通的漫漫群山到上海复旦大学的三尺讲台，鲁绍臣最知道自己走过的万水千山。1998年，家里只有几亩田的鲁绍臣收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因4年里几万元的学费、生活费而忐忑。正当全家人为钱发愁时，央行颁布《助学贷款管理办法》，我国助学贷款制度开始起步。

2017年，政府、高校及社会设立的各项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共资助4275.69万人次，资助金额1050.74亿元。全国发放国家助学贷款409.16万人，发放金额284.20亿元，占高校资助金总额的27.05%。其中，发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389.52万人，发放金额270.23亿元。

因为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那三届”学人（指恢复高考后的头三届考生）被称为“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他们中，有从广西出发来到冰天雪地的吉林、在长春地质学院与地球物理结缘的黄大年，有在大学食堂排队买饭都要拿出英文单词本背诵的中科院院士李永舫，也有受到改革开放感召在留美期间转学经济学的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

刘海峰认为，从表面上看，高考仅仅是一项教育考试，但能否选拔出合适的人才进入大学深造，却会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深刻影响。恢复高考后3年入学的90多万学子，毕业后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和社会发展的支柱力量，“中国的经济起飞和高考制度有着重要的关系”。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影响当下，更关乎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当此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40年来，以高考为入口的高等教育事业成绩斐然。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779万人，位居世界第一。2012年至2017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30%增长到45.7%，提前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的40％目标。

恢复高考后的40多年里，我国有1.2亿人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目前，我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5.7年提高到11.9年，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8000万人，继续保持世界科技人力资源第一大国的地位。

2010年至2014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6岁—64岁）占总人口比例从74.5%下降至73.4%，但与此同时，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8.75%提高至11.01%。高考的完善、教育的改革同经济社会进步之间的紧密关联，恐怕任何人都难以否定。

41年前，邓小平果断拍板，在当年而不是下一年恢复高考，因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如今，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审议深化高考内容改革，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

40年来，我国以高考为核心的考试招生制度与改革开放同向同行，历经大大小小的改革有30余次。实践证明，高考制度是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必将在为高校选拔合适人才、保障教育和社会公平、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也只有与改革开放同向同行，高考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人才红利及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我会回来，要给大山带来不一样的变化。”走出大山的崔庆涛没有忘记为什么出发。崔庆涛的梦想可期，像崔庆涛一样通过高考用知识改变命运的亿万国人梦想可期。

来源 | 《中国教育报》2018年11月28日第04版（本报记者 黄鹏举 张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