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尖计划”即“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是同时列入人才规划纲要和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项目，目的是回应“钱学森之问”，吸引优秀学生投身基础科学研究，努力使受计划支持的学生成长为相关基础学科领域的领军人才。

2009年，拔尖计划先行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领域，选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9所高校实施，后又于2016年将中国科学院大学纳入试点范围。

2018年是“拔尖计划”实施十周年，值此之际，教育部等六部门又启动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下称“拔尖计划2.0”）。

除拔尖计划外，为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不少高校也纷纷开办各种实验班、实施各类特色计划。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又应如何延续和完善“拔尖计划”？

2018年12月16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与中国科学院大学主办的“办好一流本科教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专题论坛对此进行了深刻探讨。

拔尖计划就是为了回应钱学森之问而由国家启动的一项人才培养计划

01.一流本科的独特性：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当前，很多本科高校均重视起高质量的教学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而相比之下，一流本科还需要有其独特的特征与追求。

在这方面，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全球学校与学生发展评价研究中心主任史静寰教授指出，在全球化迈入3.0和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国内高校更应该将提高自身人才培养能力作为核心，而不应像过去一样致力于将学生输送给国外知名大学。

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高校评价体系改革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史静寰强调，“双一流”和“985工程”的最大区别就是突出了人才培养的核心任务，只有抓好人才培养工作，高校才能入选“双一流”建设名单，才能建设发展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原常务副院长卢晓东也表示，拔尖创新人才是一流本科教育的特征。

那么，什么是拔尖创新人才呢？

我国著名教育家、浙江大学原校长竺可桢院士曾在浙江大学开学典礼上有言：“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劲教授引用竺可桢校长的这句话表示，真正的拔尖创新人才既不是利己主义者，亦不能止步于学会专业知识，更要有对人类文明的把握，广博的人文和科学知识，高尚的道德情怀，以及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02.成绩背后，需要反思的地方

如今，那句出自竺可桢校长的名言仍书写在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的墙上。

而竺可桢学院设有求是科学班、工科试验班、医学试验班、人文社科实验班等实验班，其中，求是科学班恰好参与了“拔尖计划1.0”试点。

在国内，像浙大竺可桢学院这样通过开班实验班、加入拔尖计划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案例并不算少，那么，实施效果究竟如何？

数据

以拔尖计划为例，实施10年来，共培养出六届毕业生5500人，支持本科生总数累计9800人。

前五届毕业生中，97%继续攻读研究生，其中有67%进入排名前100的国际知名大学深造，10%进入排名前10的世界顶尖大学深造。

取得如此成就固然令人欣喜，但整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背后，也不乏需要反思的问题。

一流本科拔尖创新人才有收获，亦有不满

史静寰领导的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CCSS）团队，曾在2009-2016年选择对工科实验班学生作出特别关注的11所高校进行分析。接受调查的高校包括5所985/211院校和6所地方普通本科院校。

研究结果发现：

在985/211高校中，实验班与普通班学生所感受到的教育收获并无显著差异，甚至在知识丰富程度、组织领导力等方面，实验班学生感受到的提高反而少于普通班学生；

而在地方本科院校中，实验班学生自我感知到的多方面收获均显著高于普通班学生。

总体来看，实验班学生比普通班学生有更多的学习收获和提升，但表现出更低的满意度，史静寰认为，这和实验班学生的基础水平、预期相关。

传统教育观念依旧背负沉重包袱

“中国的教育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卢晓东坦言，在尊师重道等传统儒家思想面前，中国教育想要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实现师生平等对话，仍面临巨大挑战。

他认为，中国能否成为全球科学中举足轻重的一股研究力量，仍取决于我们对传统的反思力度，取决于中国科学家、教育工作者、艺术工作者与世界能否充分交流。

人才培养中心地位难以凸显

纵观当前高校学科评价指标体系，关注重点无外乎科研产出和学科生产投入，却不过多涉及高校的核心使命——人才培养。

受此影响，高校不可避免地被各种量化指标所左右，难以凸显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

对此，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原院长陈晓宇教授表示，建设高水平一流大学，首先要处理的是规模和水平之间的关系，控制好大学的“大”，回归到“学”上面，理顺教学和科研、文科和理科之间的关系。

他建议，到了一定程度，高校就需摆脱被外部评价和排名“牵着大学走”的不利状况，谋求真正意义上的内在驱动发展，比如，“在研究型大学里，教师首先需要做的工作是人才培养工作。”

03.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立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客观、科学规律，展望未来，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专家们从各自视角出发，展开了讨论。

“不要分数最高的，只要最合适的”

与传统按学生成绩排名选拔尖子生的思维不同，我们在选拔、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过程中，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式。

史静寰认为，对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而言，选好苗子非常重要，但以什么标准筛选、如何筛选呢，她列举了自己团队的一个研究发现。

他们曾对2016~2017学年进入“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学堂计划学习的530名清华本科生进行调研发现，虽然从整体来看，学堂班学生的高考成绩稍高于非学堂班学生，但双方差距并不显著，甚至在入学时的数学、物理成绩方面，学堂班学生还略低于非学堂班学生。

不过，到了大三，学堂班学生的成绩就明显超过非学堂班学生，且在批判性思维和量化素养方面表现优秀。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学堂班学生取得明显进步？史静寰认为，是他们的志趣。她想以此说明，选拔拔尖创新人才苗子时，志趣的重要性远远高于成绩。

清华大学学堂班也确实不将学生的高考成绩作为唯一的录取标准。无独有偶，2014年开始招收本科生的中国科学院大学也明确，在招生过程中要通过对学生进行面试考察他们是否胸怀科学理想，“不要分数最高的，只要最合适的。”

在复旦大学，不同学科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标准也各不相同。复旦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吴晓晖说，在数学和物理学人才选拔时，课程学习和学术研讨旧占有很大比重，而化学人才选拔更看重科研能力。

至于学生最终能否获评“拔尖创新人才”，甚至也不一定和他（她）的科研论文发表情况相挂钩，“而是需要在大四时进行答辩，看学生在这些年中的所做所思所悟以进行衡量。”。

可想而知，随着“拔尖计划”进入2.0，如何识别、筛选出富有潜能和创造力的“种子”，将成为各实施高校需要思考的关键一环。

超越因材施教

如果把拔尖创新人才比作种子，学校就是培育种子成长的泥土。史静寰表示，我们在呼唤天才的同时，也该关注培养天才的泥土，即学校的环境，其中，既包括硬性条件，更包含软成分，如教师的态度，对学生的期待以及学校的氛围。

“拔尖计划”实施10年来，各试点高校已探索出许多富有推广价值的模式和方法，比如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科教融合；复旦大学的FDUROP（本科生学术研究资助计划）、无学分讨论班；南京大学的“三三制”等。

无论是何种举措，高校的出发点大都是针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兴趣和能力，给学生提供最适合的发展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论坛上，卢晓东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理念，即“超越因材施教”。

卢晓东说，对什么是“材”的判断局限于教师的头脑中，已然有所陈旧，而“超越因材施教”朝向学生变化的、超越想象力的未来，要求教师努力给予学生怀疑和足够的挑战，挑战他们去突破范式，激励他们创新的抱负。

因材施教需要判断学生之材，然后决定施教的内容和方法，而超越因材施教的教学帮助学生寻找自己，追求生发出超越想象力的意义，因而教师持续支持学生偏离常规的自我学习。

超越因材施教的教学意味着，教师需要培养出完全超越自己的学生、具备并将创造力发展出来的学生。

此外，如果在某个时间点学生的意识发生“瞬间之变”，学校能否为他提供新的学习机会，比如学生瞬间意识到他想要成为著名科学家或者想改学其他专业的时候，学校和教师能否为学生提供超越因材施教的平台和支持，帮助学生转专业、转学呢？

抛出这几个问题后，卢晓东认为，从现状来看，大学生想转专业、转学比想象中要难得多，比如，大一新生往往要面临诸如本专业排名、转专业考试等种种门槛，而高年级学生换专业的难度更高，不仅缺少机会，更缺少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积累。

“学了四年不喜欢的专业，毕业找份不满意的工作。”短短一句话，不仅是当下许多大学生的真实写照，也深刻反映了高校人才培养机制建设的缺陷，亟须对症下药。

给学生“留白”，允许“试错”

创新本就与不断尝试、试错相伴相随，而试错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需要人们在前进的方向上勇于耗费足够的时间，承受因可能失败而带来的痛苦。

然而，诸多弄虚作假行为的存在，恰巧反映出如今的大学生不愿、也不敢踏出脚下的“舒适圈”。

“我认为清华大学现在培养的学生太乖，缺乏试错的意识，地方大学又缺乏容错的能力。”史静寰建议，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一定要有试错的精神和能力，培养拔尖创新的环境一定要有容错和帮助他们调整自己的制度。

尽管在她看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恶作剧文化在中国很难存在，但正是大学生恶作剧文化孕育出很多创新的种子，而按照传统科研训练出来的乖学生却可能陷入循规蹈矩之中。

不仅是循规蹈矩，既定的知识体系也可能扼杀创意和想象力的诞生。

卢晓东就提出，“留白”是整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非常重要的哲学概念。

对此，他解释道：“与留白相反，就是学生的头脑被既有理论遮蔽：带着旧的范式框架‘眼镜’直面新的现象，用旧的范式解释新现象，因而错过新发现的契机。”

因此，卢晓东认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并不是一味叠加学生的学习量，而应在“适量”的基础上，弱化既有理论对学生思维的束缚，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此一来，就能有效避免学生在遇到新现象时，仍以旧的理论框架中去解释。

鉴于加强基础可能导致遮蔽，如何培育中国学生的质疑精神将成为高校在知识论层面深入思考的问题。

不仅要科教融合，还要科艺融合

为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不仅要打破束缚想象力的桎梏，也应催生能够激发创造力的新要素。

基于这种视角，美国东西方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客座教授朱伟提出“科艺融合”的观点。

他认为，通常而言，科学的思维方式是理性的，而艺术的思维方式是感性的；科学是有意识的，而艺术是下意识的，“作为一个科学家，创造性差的原因主要在于缺乏艺术上的教育。”

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科学学院副院长陈晓松研究员也借用日本197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经验指出，科研的重要跨越往往无法通过逻辑分析出来，而要用到顿悟的办法，在这其中，艺术就显得格外重要。

04.小结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背后有两层含义：一是助力独立个体成长，二是培养社会建设之栋梁。在新的发展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面临转型，人才培养不能仅仅只拼“数量”，而应将“质量”摆在突出地位。高校人才培养整体需要如此，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更需如此。在“双一流”浪潮和各行各业对人才的迫切需求下，“拔尖计划2.0”也将承载着更大的期待和历史使命。

本期作者

方略研究院天津研究分站 耿雪

一读EDU编辑部